齐 骥，特里·Ｎ．克拉克，亓 冉：《双循环格局下“全球－地方”互动的 乡村文化振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摘  要：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由扶贫脱贫转向全面乡村振兴，中国探索精准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的理论和实 践，为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彰显 了 “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发展格局 的乡村振兴，既是以乡土文化创新重塑乡村发展、嵌入全球议程的在地探索，又是以社会治理创新重构乡村网络、推动城乡融合的转型实践。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使乡村振兴过程可以借由文化基因建立全球关联，通过文化特色凸显地方差异，进而通过链接全球时空、突出地方禀赋、促进主体参与和推动隐性创新等路径，创新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推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全球乡村”的创新体系和发展诉求也呼之欲出。

关键词：全球通道；地方蜂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乡村文化振兴

在全球仍有７亿左右极端贫困人口、许多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已提前10年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相关减贫目标① ，探索与创造的精准扶贫模式和乡村振兴范式，彰显了全球和地方互动视角下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打开了新的理论视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把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经济社会高速增长，离不开乡村的全面参与，“大循环”现实选择下，发挥乡村巨量资源和广大消费群体作用，离不开乡村的文化自醒。“全球通道－地方蜂鸣”（globalpipeline-localbuzz,以下简称“全球－地方”)理论在解释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融合、经济活力、思想变革”等城市特征和“全球商品链、自然资源链的共同改变、劳动力迁移与新景观产生的共同作用”中② ，体现出独特的视角，展示出全新的演进逻辑。“全球”和“地方”的 融合，不仅带来城乡结构鸿沟的弥合、文化冲突的修补，也带来以“地方蜂鸣”为表征的传统文化方式， 和以“全球通道”为特征的现代治理体系的相互联系与空间想象。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全球－地方”视角

全球与地方的互动，是百年未有大变局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全球区域增长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框架下，致力于明晰“复杂且流动”的“全 球－本 土”互动如何建立、如何塑造区域的独特性、如何为区域发展创造机遇或形成挑战的新方法、新理论，逐渐受到关注③ 。在乡村振兴中，“全球 通道－地方蜂鸣”理论有效解决了当前乡村文化发展的许多困境，不仅将乡村的视野打开，以“全球感”将乡村纳入全球生产、流通网络，引领当代乡村面向更高的发展层次，而且将乡村的优势凸显，以“地方性”将乡村悠久的文化积淀和差异化的聚落方式作为“隐性知识”加以聚焦，推动乡村“五位一体”的同频振兴。

（一）“全球通道－地方蜂鸣”的文化解释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全球通道－地方蜂鸣”广泛受到关注①。“全球通道”着力于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视角，构建超越本土范围的、更加全局、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它常常通过对外交流建立枢纽， 搭建平台，获得新的知识。而“地方蜂鸣”则侧重于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推动同一产业内的企业或同一区域的人群在本地集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产生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可以更好地促 进乡村参与和互动。因此，“全球－地方”互动是“全球通道－地方蜂鸣”理论的核心机制和理想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地方”中的“全球”，可以理解为相对“地方”而言的更为广泛区域的范畴。建立在 经济、人文和地理诸多要素及借此形成的理论之上的“全球通道－地方蜂鸣”理论，围绕“互动学习过程 中经济活动的空间集群及其与知识创造空间性的相互关系 ”展开，并重塑了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和编码知识(codifiedknowledge)的内在机制和传播关系。

从经济地理角度讲，“全球通道－地方蜂鸣”互动实质上体现的是本地行动者与非本地行动者交互、本地要素与非本地要素的重组②。若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将有助于二者之间的融合，但同时可能削弱其实现路径突破的能力。例如，如果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市场主体，通过全球渠道产生国际合作（或跨越区域的合作），那么这些合作行为或活动将会产生技术溢出和价值创造，反之亦然③。 因此，“全球通道－地方蜂鸣”是打破路径依赖，通过互动产生创新，通过交流创造价值的重要方式。区域通过建立对外联系、引入非本地要素，从而打破路径依赖、避免路径锁定。从这一层面上看，互动产生创新，交流创造价值。

从社会发展角度讲,“地方蜂鸣”比喻以文化参与、文化活动和文化事件，激励创新、启发活力的群体行动所产生出引起关注、令人兴奋、使人活跃和让人融入其中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场域④。作为区域密度、邻里和关系网络等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蜂鸣”体现出地方场景中热闹、喧嚣的存在以及富有创新、具有创造力和拥有非传统生活方式的源泉⑤。而为“蜂鸣”行为搭建平台，促进“蜂鸣区域”(buzzareas)的形成和“蜂鸣”的扩散，将复杂的隐性知识通过独特的方式表现和诠释出来，并由此形成“参与 循环”⑥，产生创意情景或构建叙事场景，便是“通道”的作用。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尤其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所有区域均嵌入全球经济网络并彰显本土特征，新的地理空间和产业体系的布局不断分化和重组，“全球通道－地方蜂鸣”作为经济地理领域的重要理论维度，将全球经济格局划分为经济活动的地理扩展和经济活动的功能整合两个维度，并将 “产业链”和“价值链”作为区域生长机制的重要维度，构建出新的时空逻辑。

从“全球－地方”的时间视角看，乡村多元化趋势明显，乡村“地方蜂鸣”让农耕文明、传统技艺、乡风文明和乡土记忆得以存续并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乡村“全球通道”让传统文化在互动机制和传播平台的作用下，实现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是深度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从“全球－地方”的空间视角看，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本身便具有文化地理和文化经济的多重特性，乡村“地方蜂鸣”创造出场所空间，提供乡土文化孕生的环境，并使乡村特色产业得以发展和演进。乡村“全球通道”创造出流通空间，使乡土文化的优势凸显出来，并以活态、动态的乡土文化形式不断化解文化危机，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

（二）“全球通道－地方蜂鸣”理论的乡村文化赋能发轫于经济地理的“全球－地方”理论是解释知识创新和集群形成的重要维度，为有效发现区域禀赋和地方优势，突破区域局限并面向广泛市场提供了指南。并且，作为一种倡导经济和人文、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产业市场和文化氛围相互交织、嵌入融合的理论，“全球－地方”理论对文化创新、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均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为赋能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全球－地方”理论倡导交流互动引发创新，乡土文化的特性促进“在场”的文化创新，加速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进程。乡土文化强调“面对面”的交流，在地缘和亲缘关系上凝聚的乡情，成为“回得去的故乡”最大的聚合力，这既是产生“蜂鸣”的关键所在，也是创造“通道”的重要方式。乡土文化产生的“蜂鸣”催生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活力，文化服务和参与活动创造的“通道”保持了乡村与时代同 步发展的频率，与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场所等硬件相比，乡村“全球－地方”的产生所依靠的“场所”和 “场所”中产生的“流通”，其文化感染力、价值认同感和精神凝聚力更加持久、更具共鸣。

其次，“全球－地方”理论聚焦文化黏性和知识隐性，乡村聚落的方式促进了“在地”的文化生产， 创造出乡村文化振兴的多元方向。乡土文化具有较强的根植性，相同的文脉环境和相似的生活方式，使乡村聚落具有“地方性”。从“地方”的视角看，乡村是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开展各类生产活动、建立复杂的社会经济关 系，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形态和功能组合的空间集合体 ①。 随着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乡村文明的转型，以耕地为乡村生产活动的空间逐步转向多元化、融合型发展空间形态，新的乡村人地关系，更加广泛地受到“全球－地方”互动的影响。从“全球”看，当代乡村的生产活动需要融入超越自身地理范畴的生产链，嵌入更加全局的人地生态、生产系统。随着乡村生产经营活动的多元化，对乡村生产活动起主导作用的主体不限于单个的自然人，而是拓展为多元经营主体②，对“通道”的需求更加强烈。从“地方”看，正是一定乡村范围内的多元经营主体，以 乡村资源环境和聚居社区为基础，围绕特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道德情感、 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经过长期的积累与沉淀逐渐固化所衍生出的乡村文化③，进而演进为乡村生产经营主体的价值认知和意识形态，不断产生“蜂鸣”效应，激发着乡村生产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全球－地方”理论力图以“地方蜂鸣”促进“全球通道”构建，乡村振兴诉诸于“在线”的文化消费，触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泛化发展。当代乡村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新事物、新技术的吸纳，无疑 打开了乡村自我发展和内生成长的“通道”，而利用乡村自身禀赋和文化特色创造“蜂鸣”，则为乡村提供了“全球”视角下“地方”突围的条件。不管是“淘宝村”的出现还是“乡村民宿”的崛 起，都说明“全球”视域下，具有创新和远见的精英，正在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回归乡村，重塑乡村生产和消费 的关系网络，重构乡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而在“地方”维度中，不管是“淘宝村”还是“乡村民宿”，其发育和成长均体现了乡村居民自发力量基础上的多主体参与过程。因而，“全球－地方”的互动，是伴随着乡村居民学习仿效、多元主体参与（蜂鸣）而产生新的生产和交易主体（通道）的过程。信息技术 在乡村的普及，智能媒体在乡村的使用，不断打开乡村的“地方通道”而面向全球，传统的流通模式和消费方式也不断实现创新，电子商务以普适性的经济实践活动成为乡村就业、创业的重要方向。“全球－地方”理论因而成为解释互联网赋予乡村主体创新动力的工具。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全球－地方”逻辑

“全球－地方”互动包含了其间一系列连续或离散的联系，可以理解为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总和。建立全局的文化关联和彰显局部的文化差异，在“全球－地方”互动系统的构建中同等重要，两者的相互作用，实质是通过社会关系将原本垂直的尺度扁平化（或立体网络化）的过程①。一方面，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多样的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和地方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全球”将“地方”纳入其互联网络和共生平台，并促进地方人才、资本、商品、技术和思想的全球流通②。另一方面，地方性则是一 个活态的、多样的异质性过程，在全球对地方渗透力量和改变轨迹的同时，“地方”也不断通过蜂鸣影响“全球”和调节“全球化”节奏，甚至对抗着“全球化”过程中“同质化”力量，它们共同使当代乡村在 “全球－地方”范式下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异质性、关联性。

（一）建立“双循环－全局”文化关联

乡村文化具备的包容性特点，为乡村经济结构的多元融合、多点嵌入提供了可能性。首先，在双循环格局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全球通道”理念为乡村创造了全新的“全局”观———乡村居民美好、幸福、安全的生活体验、生态感受和生计尊严，这使当代乡 村从物质富裕升华为精神富足。其次，双循环发展理念促使“全球通道”为乡村创造了要素重组的机 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要素的“全局”概念不仅来自于生产要素的重组，更来自于价值观念的重塑。在区域文化经济的版图上，每一个乡村都犹如一个节点，与经济、社会网络中的各要素互相联合、 互动共生，并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形成协同机制。乡村振兴无法脱离以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为依托的基础要素，以乡土文化和地缘文脉为核心的内驱动力，以及以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为核心的外驱动力。乡村振兴也无法脱离伦理本位这一传统乡村文化的社会基础，血缘关系这一村落凝聚的纽带，它们是社会关系网络搭建的核心，亦是主导乡村与外界进行交流、交换和要素互动的核心。因此，双循环格局下的乡村振兴，是在充分尊重乡土文化、遵守乡村文化生态有序保护底线、遵从乡村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统筹生态、生产和生活，协同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以文化之力激发乡村系统活力的包容发展过程。

乡村文化具备的可扩容特点，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打破路径依赖、避免路径锁定创造了条件。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全球－地方”互动实质上体现的是本地行动者与非本地行动者交互、本地要素与非本地要素的重组③。尽管“地方化”的生产系统取决于本地和非本地要素的科学组合，而只有将外部市场与生产集群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强劲增长④。因而，若“全球－地方”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将有助于二者之间的融合，但同时可能削弱其实现路径突破的能力。反之，若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弱，那么二者融合的难度增加，但融合后实现路径突破的能力将大为提升①。用这一互动机制可以解释乡村发展中许多新的文化经济形态的出现。例如以民宿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旅游，从“全球”视角看，民宿的兴起是共享经济与网络经济共同推动的产物，主客共享和共建，赋予民宿体验乡村生活同时体现高 品质生活的诉求。因而“客”凭借这一特定空间衍生出乡野的氛围、乡土的生态、乡情的记忆、乡愁的寄托，“主”则通过这一场所展示日常生活、忙碌生计和美丽生态，这也是民宿以“民的生活，宿的空间” 而发展的核心。生活是来自“地方”的特色，空间承载的是“全球”的诉求，这便是相对理想的“全球－地 方”的互动状态。这也说明，在“全球－地方”互动中，需要秉持关联度的“适度”原则，既需要“双循环” 的外场链接，也需要“大循环”的内场链接。

（二）彰显“大循环－局部”文化差异

乡村文化呈现的价值传递的内聚性特征，使乡土文化以一种“不离本土”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基于精神价值的“地方蜂鸣”。大循环语境下，乡村振兴的内生需求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乡村文化的内聚性也使得乡村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精神观念与行为选择具有较大的同质性。乡土文化作为广大农民群众长期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场景，时刻对其思想和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②，乡村居民在世代生息、生活的场景中，产生了以“地方”为特色的“蜂鸣”。而“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乡村地域文化的差异，彰显出“地方蜂鸣”的特色，才使乡村因具有独特的文化魅 力，而具有长久的发展动力和持久的成长肌理，它们为“大 循 环”的发展格局创造了可持续的活力。 从这一维度看，“蜂鸣”的关键在于“在场”，只有“在 场”才能不断地对信息、热点和思想的传播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③。把“蜂鸣”置于“乡村空间”，乡村文化的传递确保了特定文化因子能够在世代传 承中接续不断，能够在不同成员中塑造出同样的精神基础。这种传递包括横向空间场域中的人际传 递，以及纵向历史脉络中的代际传递，它们使得村落社区中的不同成员可以共享某种价值观念，并对当地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④。这种内聚性传递的特点，也决定了以乡土文化为根基产生的“地方鸣”，是自然而生的过程，乡村居民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会客厅”般的生活方式，原本就是乡村 文化特性所在。

乡村文化所具有的记忆表达的根植性特征，让乡土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和价值符号镌刻在乡村图谱上，并产生了以“家族”为根基的“蜂鸣”。乡村文化的根植性，来自于乡村主体与母村切割不断的血缘、地缘和业缘。乡土文化是维系乡村社会稳定，促进乡村社会结构变化，催生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本源，在乡村“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离乡者”，也产生了许多“去村向城”后由于诸多原因返回乡村的多元复杂的“返乡者”。不管是离开故乡还是返回家园，他们与其母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随着其离开村落便宣告终结，而是一个持续复杂的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也注定，这些“离乡者”和 “返乡者”本身便是“地方蜂鸣”的主体，他们作为城乡交往的重要媒介，在关系网络上与村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故乡血缘、地缘、业缘而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⑤，构成一种根植于乡土的文化记忆，这也是“唤醒土地黄昏”的核心力量。乡村文化记忆的根植性，还来自于农耕文明孕育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是由“波纹宗亲网”构成的礼俗社会⑥，乡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家庭、家族及村落等初级群体，来自血缘的亲情与来自地缘的乡情编织出一个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处于“熟人社会”中的乡民有着各自固定的伦理位置与道德角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 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构建出一种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村落生活秩序①。这种生活秩序是“蜂 鸣”孕生的沃土，也是记忆根植的“地方性”体现。 然而，“全球－地方”发展逻辑中的乡村，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也不可避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例如，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许多自然村落逐渐消失，乡村居民的“离土”使乡土文化传承的方式自然瓦解。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普及，一方面“淘宝村”等新业态的出现，使乡村成为“全局”关联的受益者，通过网络实现产业集聚，一个村落就可以成为全球某种商品交易和流通的“全球节点”，但另一方面也使 “局部”差异不断消解，尤其是“全球通道”促使人们对“乡土文化”理解的趋同。例如大多数人把“田园牧歌”理解为理想的乡村图景，而且常常漫不经心地将其用作乡村社会变化的解释，这不仅削弱了我们对乡村多样性的认识，简化了对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解，而且阻碍了对乡村文化的现实和表征的争论②。随着双循环格局中“全球通道”的逐步开放，传统乡土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作为 乡土文化传承载体的乡村公共生活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乡村地区公共生活空间甚至趋于消失，“地方蜂鸣”的产生愈发缺少差异、丧失特色。在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下，乡村多元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乡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乡村人际交往的规则慢慢脱离了传统习俗和乡土契约的影 响，乡土文化最鲜明的地域特征也开始逐渐模糊③，乡村振兴的文化优势、精神力量、价值核心均面临 挑战，立足“全球－地方”创新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呼之欲出。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全球－地方”创新

乡土文明的历史悠久、多元丰富，在文明的延续、文脉的传承、文化的传递中，不断产生“蜂鸣”，但也折射着全球化和城市化冲击下传统生活方式的式微、村落生计方式的消解、自然生态景观的破坏等问题。在这一境况下，乡村文化振兴绝非回到前现代历史，甚或以一种乡绅情结和精英姿态蹈入现代历史的虚无和国家的虚无，而是意味着跳出对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非此即彼和唯我独尊的文明模式认知，在否定之否定中开启人类文明新纪元④。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既面临着外部环境 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也经历着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内需释放巨大而持久动能的新发展机遇。而文化对乡村发展产生的核心作用，则定格在以“回得去的故乡”获得文化认同和精神共鸣上。

（一）双循环时空下的乡村叙事

双循环时空下，万物互联使“地球村”更接近现实，而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不平等也加剧了国家、 阶级、族群、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全球背景和地方议程中，当代乡村在全球时空变化下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历了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冲击的中国乡民，开始在乡村追求一种“怡然自得” 的美好生活⑤，开启乡村振兴的“文化之光”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双循环时空下乡村叙事应当围绕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演进的时间轴线展开。伴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蔓延，世界逐步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乡村衰落成为世界性问题。为 了扭转乡村衰落，实现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都进行了各种尝试，无论是通过土地规划与整理再造乡村的德国“巴伐利亚试验”，还是韩国“新村运动”，日本“一村一品运动”，都对重构乡村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新的乡村治理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回顾中国百年乡村发展的实践，从20世纪 初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派围绕文化和教育进行农村建设的尝试，到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的变革，从国 家对农村由“汲取”到“给予”的新农村建设，到新时期的探索“两山理论”“记住乡愁”“精准脱贫”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思想演进和乡村发展时空的变化，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继承和弘扬，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世界文明和全球文化的汲取。这些有益的探索和宝贵的实践，为 全球乡村打开“通道”搭建了互鉴平台，提供了思想理路，也更加表明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价值和治理远见。

双循环时空下乡村叙事还应当立足于城乡区域经济循环下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于乡土生活的日常表达中开展。乡土文化源自乡村生态图景中乡民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它不仅是乡民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也是想象、思维和精神交往的生动体现。乡土文化在“全球通道”中，因为地缘的相对独立性、血缘的亲近性和文脉的接续性所保持的乡民主体实践内容和形式的质朴、真实和完整性， 是乡村叙事的精神核心和价值凝聚。例如李子柒短视频中依山傍水的农家院，炊烟缭绕，生活随性诗 意，农作技艺和乡情乡音交织在一起，短视频所传播的文化内容，讲述的乡村故事以及其在全球观众 中的关注度，表明自然景观充满魅力，劳作方式朴实优美，传统手艺富有引力，家常生活充满烟火气息的乡村，是真正的美丽乡村。乡村文化传播绝不是要把乡村和乡民塑造成回归传统的、留存于精英想象中的“桃花源”世界①，而是以文化舒适物为叙事表达的生活哲学。这种发轫于日常生活的乡土文 化创造了更加令人信服的乡村构想，体现了康德称之为“自由美”、爱默生命名为“完满与和谐”、黑格 尔称其为“愉快的动人的外在和谐”的美好生活的哲学本质，也在乡村叙事中完成了让“回不去”的乡村成为人们向往之生活乐土的当代转型。

（二）地方性禀赋中的乡村转型

乡村文化资源是“地方蜂鸣”产生的根源，乡村空间因乡民的参与，使生活场景、生产行为和生态环境相互感染、互相影响，产生文化魅力；乡村空间也因为游客的参与，不断衍生出满足多元需求的文化产品，创造出丰富融合的特色产业。正是多元主体的参与和治理，让乡村的地方禀赋转化为发展红 利，焕发出当代乡村转型的文化之光。

地方性禀赋中的乡村转型，必须加强“大循环”格局的构建，推动文旅融合与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乡村文化资源底蕴丰富，形式多样，山水、湖泊、森林、草原等优美的田园风光，农事庆典、拜神祭祖、求雨祈福等仪式活动，剪纸、农民画、雕刻、编织、制陶等民间手工艺，秧歌、说书、木偶戏、皮影戏、地方小戏等传统艺术，史诗、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头遗产，这些富有乡土文化气息的文化事项②，是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也是文化产业内容生产的源泉。从文化消费的角度看，体现在居民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地方禀赋，正是吸引游客关注乡村、来到乡村、留在乡村的核心资源。这些田园景观、农舍村落、农耕文明、文化技艺、民俗风情和朴实的价值观，又将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系统链接，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文旅体验。例如，红河哈尼梯田、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等农业遗产，便是“乡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类“复合农业生态系统”所具备的“活态农耕文明博物馆”特征，凸显出人与自然长期协同发展的包容与和谐，是文化旅游的核心资源，更是生活方式的生动体现。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地方禀赋的孕育，是乡村自然环境和乡民生 存发展中不断演进而形成的，它们通过乡村空间肌理、物质要素、精神价值和生产工具加以体现，并演 变成丰富的消费形态。例如以乡村民宿、田园综合体为代表的空间形态，以习俗节日、民间文艺、民俗 活动、旅游演艺等反映精神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服务，以地方特产、民间工艺品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它们不但是实现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和村民脱贫致富的载体，而且其表演、制作、技艺改进、手艺 传承的生产过程，必须以乡民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和集聚方式开展，这也使乡村“蜂鸣”不断产生和循环 往复。但从消极层面看，乡村文化旅游可能因为迎合游客的“乡村想象”而扭曲乡村文化的原有意涵， 乡土文化的过度商品化、市场化将干扰乡村文化本身的传承机制、消解“地方蜂鸣”的参与特性，因此 地方知识平台的打造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思路。

地方性禀赋中的乡村转型，必须加强“双循环”市场的打造，推动地方知识平台的建设。地方知识来源于社会与周围环境长期互动时所发展出的理解技能和哲学体系。这些知识广泛存在于语言、娱乐、药物、建筑、食物、社会互动、仪式与精神等内容中。它们内隐于村民的生活与智慧中，为日常生活 提供行动的依据，促进对本土资源高效率和充分利用，为适合当地的、文化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①。“地方蜂鸣”是地方知识产生的原因，它以“参与”“过程”“情景化”“局域性”等维度特征，构成 了地方性知识的精神实质和主体概念，丰富了乡村知识的理论映像。之于乡村，“地方蜂鸣”代表着知识、信息在乡村和乡民之间流通传播的网络，包含了特定信息的持续更新、常规会面或偶然碰面引发的交流、针对新技术采用相同的理解方式、从事共同的专业技术领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等等。之于乡民，“地方蜂鸣”代表着乡情、乡音、乡愁的孕育和释放，是乡村成为“回得去的故乡”最具引力的内核。乡村的“精神家园”正是来自回归乡土带来的思想共鸣和价值表达。地方知识平台以地方禀赋为 核心，以创造因地制宜的乡村文化发展条件为目标，才能够通过梳理和理解本土文化，创造有差异的 “地方蜂鸣”，涵养不离土的文化魅力，解决乡村文化旅游过度开发、异化发展的问题。将全球对乡村的关注点从乡村文化本身转移到乡村文化的继承者与享用者———村落乡民，通过对乡民的价值塑造， 增强乡民的文化认同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乡村文化中的精髓，让乡民认识到自己所属文化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在现实实践中对村落社区产生认同，以实现乡村文化的 再生产②。

（三）大循环语境中的城乡融合

从“全球”到“乡村”，历史视角下的“城乡融合”一直是乡村发展的理论主线，很多城乡交流机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主要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价值认同，并基于此意义价值而衍生出一种天 然的交互“吸引性”③。当代价值中的“城乡一体”也一直是乡村追求的发展目标，乡村振兴的发展诉求从未脱离城乡互动关系和城乡一体构架的框架，尤其是人类社会步入后工业发展阶段，城乡之间的互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交换和市场交易，而且蔓延到文化价值、精神寄托和民族认同。“全球－地方” 理论对乡村振兴的创新性在于，它以“全球－地方”理论对知识的溢出、创新的编码和企业的集聚、集群的形成为解释起点，进一步诠释了基于乡村价值重估而开展的乡村文化振兴行动。

大循环语境中的城乡融合，是创新发展理念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融合。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乡村传统文化既是乡村文化价值塑造的灵魂，也是乡村产生“地方蜂鸣”和打开“全球通道”的核心。城乡融合并非泯灭地方禀赋的融合，也非全盘吸纳城市经验和全球模式的融合，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嵌入、融合和促生转型的过程，城乡融合是让乡村文化在全球文明体系和信息互联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回归自身的传统，以唤起乡民的文化自信，满足乡民的文化需求，燃起乡民的文化激情，赋予乡村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精神和理想。树立乡村文化自信，一方面要利用“全球通道”打 开乡村发展视域，以人类文化共同体作为价值导向，在乡村发展中，树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我关系的认知，以乡村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礼俗仁义、坚韧达观等丰富的价值观念弥补当下以控制自然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之不足，把与自然合二为一、怡然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实行全面发展的创造性的现代生活方式，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①；另一方面要利用“地方禀赋”夯实乡村自信的根基，在乡村转型中，围绕乡土优势，充分利用乡贤的力量和与乡民天然的联系，创造多元主体参与、乡民喜闻乐见、乡情浓郁活跃的乡村文化场景，将乡土社会作为自然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共同体，以长期的城乡互动、人与自然共生为底色，实现乡村文化的再生产②。

大循环语境中的城乡融合，是增强乡村发展韧性和激发乡村文化自觉的双向赋能。文化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③。“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既是一个瞩望全球，汲取现代文化治理经验， 吸纳多元文化参与范式，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激发当代乡村文化自觉的过程，又是一个回望历史，立足地方文化的传统优势，发现历史文脉的传承之美，重拾乡土文化精神源头的文化力量的过程。这种融合，来自于乡民对当代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价值和乡村理想信念的充分认可，是一种饱含文化之力 的城乡发展理念的融合，也来自于乡民对乡村文化生命力和未来产业发展前景、社会治理图景的期待，也是一种点亮文化之光的城乡发展互鉴的融合。因此，在“全球－地方”理论框架中，外在因素并非乡村振兴的核心，“激活地域自身的主体需求，实现价值重估和创造性转换”④，才是乡村文化振兴的 作用和关键，城乡交流并不是以城市元素简单地替代乡村特性，而是将乡村看作一个地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城乡之间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⑤。

四、结语

随着消除绝对贫困艰巨任务的完成，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开始历史性转移，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开启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地方”互动，既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也经历着中国乡村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脱贫的变化，有着差异化的动机、要求特定的条件、包含多样的内容，涉及复杂的主体⑥。在此背景下，中国乡村将继续在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的条件下实现深层次的振兴。“全球通道”和“地方蜂鸣”提供了 一种新的理论解释，也为文化的赋能方式作出了新的探索。正是在乡土文化的传统要素、乡村风貌的地脉文缘、乡风乡俗的传续路径以及乡村生活的聚落分布和劳作方式基础上，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下，充分地融入现代文明发展、嵌入时代互联信息、植入城乡一体进程，才让乡村能够通过“地方蜂鸣” 利用村落人文地缘优势，加速隐性知识生成，促进文旅资源融合转化，创新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在“全 球通道”中吸纳现代文化治理理念，创新全球乡村传播思想，塑造富有文化魅力的美丽乡村。在“全球城市”理念逐渐引领世界卓越城市治理和发展，并以跨国界、跨文明的因子引发世界城市文明共振时， 那些秉持“全球－地方”发展理念，积极利用“全球通道”开展乡村叙事，有效激发“地方蜂鸣”塑造乡村 特色，并以兼具全球化与本土性的价值理念创造新的空间表达①，获得新的话语定位的“全球乡村”， 也将呼之欲出并引领未来的乡村振兴。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