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 祁吟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导向下的黄河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系统性工程。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下简称“《方案》”)，计划到2023年基本完成长城、大运河、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任务。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黄河正式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之中。2022年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至此，五个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名单正式确立，共同列入“十四五”期间我国文化领域相关工作的重点任务清单。
相较于首批纳入建设、沿线经济条件较好、相关保护传承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在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引导下，目前沿线各省（市、区）工作稳步推进，不同河段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基本处于编制完成状态，以河南省、陕西省为代表的部分地区业已布局谋划了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与突出代表，其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所承载的多元一体的厚重历史和自然人文风情，如何才能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熠熠生辉？对这些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应当统筹处理好哪些关系？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建设应遵循何种路径？在对理论来源、概念缘起、时代价值、政策制度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从文旅产业发展层面去观照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实效也迫在眉睫。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相关研究进展
- 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研究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项系统性重大文化工程，是凝聚国家共识、传承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自“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提出以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等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各省区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开工或已完工投入使用，大众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认知逐渐提升。学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探索自2019年以来掀起一股热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逐渐达成一定共识。
在概念辨识和理论源流方面，李飞、邹统钎（2021）指出政治、文化、组织管理三股逻辑力量分别在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多功能/公益性/大尺度线性空间方面促使国家文化公园概念最终确立；龚道德（2021）通过对比中西方在遗产资源审视角度的不同，得出国家文化公园是从具体国情出发，对西方国家公园制度的大胆衍生和创造。
在建设原则和功能特征上，学者们通过对“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拆解，如吴丽云（2020）强调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突出国家代表性、突出全民公益性、突出完整性；范周（2021）提出国家主体性、文化首位性、公园载体性是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三个方面；程惠哲（2017）创造性提出国家公园体系中不能缺少国家文化公园，要把国家文化公园建成文化传承的载体、文化建设的阵地、文化交流的平台、文化消费的场所。
对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也有许多深刻符合发展实际的研究成果。例如，梅耀林（2021）结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江苏试点实施情况，提出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边界如何划定、价值如何挖掘、文化如何展示、公园如何运营管理等几个方面；祁述裕（2022）从公共政策制定效果的视角，分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应统筹好空间边界和技术规范、文物和文化资源、资金来源和管理机制几对关系；郭新卓（2021）则着眼于传播过程，指出目前在政府主导下，国家文化公园形象传播的全民参与率低，且缺乏相应的管理组织。
在管理体制与政策创新方面，付瑞红（2021）从产业融合链构建、组织制度创新、文化要素融合等方面提出了“文化+”产业融合政策的构建策略；刘晓峰等（2021）在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结构特征和实践探索分析的基础上，从省域管理的角度提出组建实体管理机构、明确多元主体关系和完善管理运行体制等对策建议；吴丽云等（2022）系统性指出管理机构缺乏稳定性、管理效率不高、资金长效保障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并提出建议。
总体而言，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逻辑、概念缘起、时代价值、政策体制、遗产保护等几个方面。另有学者聚焦不同文化主题、不同点段位置、不同体量大小的国家文化公园，结合地方文化和自然资源特质展开案例研究，其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 对国家文化公园与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探讨
从已经确认的五大国家公园空间范围看，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跨区域性质显著，且基本涵盖了我国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遗产资源最富集的区域，可以说具备文旅发展的天然优势。例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涉及15个省区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8个省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涉及15个省区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9个省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涉及13个省区市，除了海南、香港、澳门和台湾，全国其他省份都肩负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任务。这些地区无论是自然风貌还是文化景观，都是优质的文化旅游吸引物，但是国家文化公园框架下的文化旅游模式与普通旅游经济活动势必会有显著差异。
在实践先行的背景下，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结合规划编制和项目实践经历，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的文旅发展情况进行探究。王健、彭安玉（2019）提出，建设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实现从生产生活到文化旅游转换，通过发展文化旅游唤起大众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珍爱之心和保护之责。秦宗财（2022）基于系统性建设思维，指出文旅产业系统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为民众提供体验的情境和消费渠道，是保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际上，正确认知国家文化公园与文旅发展的关系是进一步强化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首先，国家文化公园的属性蕴含文旅融合特质。文化首位性是国家文化公园区别于国家公园和各级遗产保护空间的最主要表征。国家文化公园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系统性地关注重大文化主题，且更加注重文物和文化资源受线性区域的长期影响而呈现出的文化，如大运河文化、黄河文化等。可以说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诞生，是文旅融合时代背景下的产物。2018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及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机构职能整合以来，文旅融合正在实现从理念融合向产品融合、业态融合、市场融合等多个层次的渗透，已经成为行业发展乃至全民共识。作为我国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和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国家文化公园诞生伊始便自然而然地带有文旅融合的发展倾向。
其次，文化旅游是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的重要抓手，是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公园载体性决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共有属性，其与公众日常生活是密切联系而非静态孤立的。2019年两办《方案》中首次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六大功能和建设目标，强调“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探索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的重要载体。具体建设中，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国家文化公园将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其中文旅融合区“由主题展示区及其周边就近就便和可看可览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现代文旅优质资源组成，重点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外溢辐射效应，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4]。深度融合不仅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未来面向，也是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出的时代考题。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文旅发展面临的问题与矛盾
- 国家形象塑造与区域文化特质展示之间需要调适
国家文化公园是象征国家精神的重要载体，文化是其最鲜明的特色和最突出的功能。这意味着需要从国家意志出发，用文化标志物来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用典型文化符号来表达国家文化形象。长城、大运河、长征是中华民族的辉煌创造，黄河、长江是孕育了灿烂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这些线性区域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聚合体，串联起多地区、多民族、多时期的文化资源。
例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和吴越文化伴生发展；黄河沿线途经上游青甘川地区的河湟—藏羌文化，宁夏、内蒙古地区的河套文化，陕西、河南等地区的中原文化，以及山东地区的齐鲁文化等多个文化区。在国家文化公园范围内，如何凝练国家文化整体形象，同时与极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特质之间达到形式上的多元和内核上的统一，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发展文化旅游需思考的首位问题。
当前各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阐释不足。关于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文化的内涵阐释仍未能达成广泛共识。两办《方案》指出，相关省份需对辖区内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摸底，这是彰显展示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内涵的基础，也是发展文化旅游的必要准备。学术研究层面可以求同存异，但政策规划中对于相关资源的梳理和表述必须准确、内涵标准必须清晰，才能保证遴选甄别后纳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充分的国家代表性和准确的指向性。
- “国家在场”主体性与多功能区叠加的发展实际需要调适
国家文化公园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定位决定了其管理体制上的特殊性。两办《方案》指出，“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国家对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编制的管理和监督、中央财政的支持、“垂直管理”与地方管理相结合等，均体现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在场”。但与此同时，国家文化公园跨多个省份区域，覆盖国土面积广，部分区域还可能与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大遗址保护区等涉及不同主体的功能区产生交集甚至是冲突。
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各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协同发展，成为系统建设、治理、运营国家文化公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统筹文旅资源、打造主体文化旅游线路时的必要考量。在实际发展中，几大国家文化公园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协同实效还有待优化。
一方面，跨区域的协同发展亟待提升。目前邻近省份之间对同类型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的合作意识还不强，在文化资源的传承活化上仍存在重复投入甚至相互争夺等情况。不同主题国家文化公园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有重复的情况，也容易导致在进行文旅资源活化利用时出现同质化的问题。如何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促进同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提升国家文化公园效能的关键。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亟待建立。不同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点段地处同一空间，如老牛湾地处长城与黄河交汇，若尔盖拥有黄河与长江交汇的独特资源。因此，不仅需要处理好不同主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重叠空间融合的问题，还要筑牢涉及相关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在文化旅游发展时的红线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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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享的公益性与地方文旅经济效益之间需要调适
与国家公园类似，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蕴含人民性、共享性、社会化的内在逻辑。打造开放度高、公众参与度高的国家文化公园，也是实现两办《方案》确立的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等六大功能的必然要求。在这种导向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向广大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是引导公众接受文化熏陶，培养其树立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从结构上看，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可分为两个层次。在宏观形态上，国家文化公园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为线索和牵引，形成覆盖中华文明大部分文化聚落的线性文化廊道，串联起文化群体，构成文化符号，唤醒文化认同，形成文化自觉。在微观形态上，分布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全线的，包括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在内的重点项目共同为沿线人民群众和国内外游客提供新的文化地标和旅游目的地。
在文旅融合过程中，过于迎合普通旅游者的文化认知、单一化的文化信息传递都会造成文化要素选择的肤浅、文化信息编码的偏离、文化要义传递的阻碍。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文旅项目建设，需要平衡好普适性、大众化的公共服务和文化展示功能，也要在文旅深度融合示范样板的导向下，以优质的文化内容和活态创新的表达形式，成为文化资源传承活化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与周边城镇、乡村聚落联系紧密，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产业化表达。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必须以文化资源保护和生态资源涵养为前提，充分发挥文旅发展的外溢辐射效应，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协同共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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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项目推进的动态性与评价反馈的滞后性之间需要调适
目前，几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时序和具体实践进度均有所差异，各省区的规划编制状态也不尽相同，关于如何推进文旅发展以及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反馈得较少。由于近年开展相关工作的经验梳理和总结不足，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地方推动开展下一步工作的落点仍无法直接明确。科学全面反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评价体系还未建立，国家文化公园长期性发展缺乏周密指导。比如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后，在促进当地历史人文资源保护开发的同时是否也助力当地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是否与生态和人文环境相互协调适应，社会力量参与程度如何，游览人数和经济效益如何，带动周边旅游消费情况如何，是否发挥社会效益并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满意度等一系列情况，都需要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力量参与的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建设运营项目，对其发展实效的动态追踪等方面工作仍有提升空间。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促进黄河文化旅游发展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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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黄河文化价值认同，挖掘黄河文化的当代性与公共性
黄河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内涵十分丰富，造就了具有生成性、开放性的网状结构式的黄河文化系统，具体而言包括生物化石线、文明遗址线、农耕文化线、民族文化线等不同脉络。黄河文化不仅包括黄河流域内的物质财富，还包含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自我价值及文化观念，这些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结合，共同孕育了伟大的黄河文化，富有极高的文化内涵。
黄河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与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2021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规划》中再次强调“系统保护黄河文化遗产，深入传承黄河文化基因，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新时代的黄河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充分挖掘黄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唤起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
首先，要分层次、分类别深化研究并挖掘黄河文化谱系。目前沿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稳步开展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工作。例如2021年，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别完成省内黄河流域非遗和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统计及上报工作，为挖掘黄河文化价值、保护黄河文化遗产、发展黄河文化旅游奠定坚实基础。接下来，应继续加强加快统计、分类、评估、定级，建成权威、统一、动态的黄河文化遗产数据库，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度链接。其次，要进一步深化研究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内涵和形象表达。加快推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扩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宣传覆盖，推动各大国家文化公园依据形象标志设计自身视觉识别系统，在各大公园的实体空间、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和微博等平台的显著位置标注，增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品牌的可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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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黄河文化生态系统，做足上中下游黄河文旅差异化发展篇章
文化生态系统强调运用生态学的逻辑，解析文化内涵，发掘文化结构，探索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主张文化的多样性，强调文化共存、差异互补。在文化生态系统中，一种文化孕育和延绵离不开其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人类活动的深刻互动。从这种视角来看，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在黄河上游和下游，有两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和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护区，正是前文提到的国家文化公园与其他功能区的空间交叠现象。另外，黄河上、中、下游还分布有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干流沿线共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30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0余项，其中8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关乎沿线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因此，黄河文化旅游发展必须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前提。
首先，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依据上游水源涵养、中游水土保持、下游稳定生态多样性的要求，精准适度发展文化旅游。上游生态脆弱区，在保证生态秩序的前提下也可发展特色黄河旅游。例如，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经过多年的治理，甘南州实现了4.5万平方公里大草原全域旅游无垃圾目标，同时依托民族、生态、农耕、游牧等特色文化资源，打响了玛曲黄河九曲第一湾等生态型文旅项目。其次，应严格设置黄河生态旅游发展标准，从沿线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脆弱性、物种珍稀度和规模大小等不同维度进行综合评估，科学核定黄河沿线重点旅游区游客最大承载量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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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黄河文化表达方式，构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黄河文旅产品体系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魂”，黄河文化的流动性、活态性从未改变。黄河沿线文旅资源富集，干流流经的9省（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4处（国内38项）、世界自然遗产2处（国内14处）、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1处（国内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处；覆盖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近320处，省级文保单位1100余处；共有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131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1个。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契机下，势必形成点线面统一的文旅发展格局。
第一，平衡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虽然黄河文化是大国气象和文化魅力的集中表达，但就黄河与中华儿女的关系来说，“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可能是黄河文化与现代旅游融合发展的最生动表达。黄河流域的原典文化、姓氏文化、饮食文化、聚落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治黄文化、汉字文化、仪礼文化等背后蕴藏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风俗民情等，都是黄河文旅产品创作的万花筒，可作为黄河文化主题类实景演出、特色文创、动漫游戏等产品的素材来源。目前，黄河文化多以物质遗产及非物质遗产项目的形式进入人们视野，如黄河号子、羊皮筏子等。对于这类辨识度高、广泛认同的项目，也要在保留其乡野情趣和生活气息的同时，通过互动式、沉浸式、休闲化的设计给予人们以新鲜的体验与感觉。
第二，兼顾滨河城市与特色乡村。黄河干流流经9省（区）148个县（市、区），途经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共29处，中国传统村落224处。黄河文化的主线一致，但城镇与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侧重各有不同。城市可聚焦文旅新业态方面，如黄河演艺、黄河夜游等。在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尤其要加强对黄河沿线自然生态、田园风光、传统村落、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开发优质乡村旅游产品。例如，位于宁夏沙坡头区南岸的半岛黄河·宿集民宿集群，就是在保留了当地民居夯土建筑风格的同时，集合黄河、长城、沙漠、湿地、古村落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受到市场热捧。另外，还要加强黄河沿线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充分体现和展示红色文化的先进性、时代性，培育形成红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复合型红色旅游产品。
第三，设计特色游线与节庆活动。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10条黄河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此后沿黄九省区结合自身旅游资源及发展情况，推出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黄河文旅线路。未来还需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合作，继续围绕文化遗产研学游、华夏历史文明体验游、黄河沿线古都游、民族文化生态游、黄河故事特色专题游等精品线路，用线路串联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文化展示区、特色展览点等节点。另外，可通过节庆赛事的活动植入方式，聚集黄河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关注度，例如榆林借助“吴堡黄河大峡谷国际漂流公开赛”的契机，重点打造“吴堡黄河漂流”文化旅游名片。
文化旅游发展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必要支撑和促进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手段。国家文化公园的属性和功能一方面呼唤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空间与时间、保护与开发、公益与效益等一系列矛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工作还在起步阶段，国家层面的建设规划尚未发布，沿线各省区工作也在推进中。基于理论和实践探索，厘清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导向下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逻辑意蕴与矛盾问题，有利于明确黄河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和导向，探究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建设思路，助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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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发表在《理论月刊》2022年第8期
（责任编辑：崔越玮 审核：李姝靖 祁吟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