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书生｜文化数字化面临的三大问题及解决思路

导读语

党的二十大把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资源数据化已是大势所趋，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古老的文化机构，都在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然而，文化机构的数据“多如牛毛”，数据应如何应用？数据如何共享？公共文化机构如何释放数据？

本文作者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坚持问题导向，概括起来有三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切实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供给短板、数据孤岛、数字鸿沟。

正文

党的二十大把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和组织实施做出部署安排。党中央、国务院对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已做出全面部署。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坚持问题导向，概括起来有三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切实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供给短板、数据孤岛、数字鸿沟。

一、发力供给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一致，文化强国建设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我国社会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过程中，一方面人民对享受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和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特别是数字化文化消费需求出现“井喷式”特征，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尤其是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矛盾更加突出。

2017 年12 月，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目的是发力供给侧，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激活文化资源，将中华民族积淀了五千多年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数据，从中提取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我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化资源大国，拥有海量的文化资源。这些年，国家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工程，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积攒了很多文化资源数据，也建成了众多的数据库或媒资库。如果按照统一标准，把零散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把思想理论、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把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 把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关联起来，就形成了中华文化数据库，使其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文化创新创造的素材、源泉。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资源数据化已是大势所趋，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古老的文化机构，都在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然而，文化机构的数据“多如牛毛”，数据应如何应用？目前的情况是， 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数据是很多， 但不容易拿到，申请使用一张图片， 耗时很长。这就牵扯出一个大问题——数据如何共享？公共文化机构如何释放数据？在数字化时代，释放数据就是解放文化数字化生产力。而要共享数据，就需要一个公共性的平台——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基于国家文化专网、依托文化产权交易所而形成的“数据超市”，法人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数据超市”买卖数据，有数据的卖数据，没数据的买数据， 有了数据加工数据，进行二次创作，让数据“活起来”。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文化机构将文化资源数据采集、加工、挖掘与数据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不能把数字化当成可有可无的工作。

二、关联技术让数据走出孤岛

如何在维持数据分布式存储、不改变数据所有权的前提下，把分散在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全面共享，这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必须攻克的难题。

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基础性工程。数据怎样实现关联？这就涉及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规划的技术路线。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指出，依托信息与文献相关国际标准，在文化机构数据中心部署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软件，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原则，汇集文物、古籍、美术、地方戏曲剧种、民族民间文艺、农耕文明遗址等数据资源， 开展红色基因库建设，贯通已建或在建文化专题数据库。

迄今为止，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在信息与文献领域发布了12 项标识符国际标准， 比如每本书的书号，采用的是ISBN，每种杂志的刊号，采用的是ISSN。ISBN 和ISSN 都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标识符国际标准。2015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由我国提案创建的关联标识符国际标准，即ISLI（英文全称International Standard Link Identifier）， 这是信息与文献领域唯一标识实体之间关联关系的全球通用标识符，但不替代各个行业正在执行的标识符标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发布的12 项标识符国际标准中，只有ISLI 具有关联功能，具有解析功能的仅有两项，即ISLI 和DOI（数字对象标识符）。

依托我国提案创建的ISLI，就可以架构不同于互联网域名解析的标识解析体系，通过标识解析体系发挥以下作用：一是数据分布式存储，不是把所有文化数据集中在一起，而是依托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数据中心分布式存储，实现物理分布、逻辑关联；二是数据互联互通，ISLI 标识码承载了每个数据的元数据信息和访问地址， 使数据在国家文化专网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互联互通；三是数据确权，ISLI 注册系统为每一个数据分配唯一可读的类似于身份证的标识符，这个标识符伴随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从数据的采集、交易、生产、加工，再到运营、体验可溯源，确保每个文化数据的安全。

三、推动文化机构跨越“数字鸿沟” 

文化机构对文化数字化都持一种开放态度，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特别是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线下文化活动基本停摆，线上文化消费需求“井喷式” 增长，文化机构深切体会到错过数字化就会被边缘化甚至淘汰，数字化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为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跨越“数字鸿沟”，《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把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项重点任务， 并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即鼓励和支持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领域的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这就为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规划了新路径。

为什么要使用国家文化专网而不是互联网？消费是互联网的天然属性，无论是PC 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本质上都是消费互联网。互联网催生了消费新模式、新方式和新业态，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把消费推向了极致，却改变不了消费属性。世界进入数字化时代， 相对于同互联网将消费推向极致不同，数字化是把生产推向了新高度。换言之，互联网触动的是消费，数字化撬动的是生产。促进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充分发展，这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目标。

文化数据属于国家、民族的核心信息资源，特别是文化基因数据，地位同生物基因数据一样重要，确保数据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如果数据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 任何文化机构都不会将文化资源数据释放出来。保障数据安全，有线电视网络拥有“天然屏障”，依托有线电视网络而形成的国家文化专网，在保障数据安全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显然比互联网更具优势。把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接入国家文化专网，让作为生产要素的文化资源数据、作为生产成果的文化数字内容，在这张放大的“局域网”内毫无障碍、毫无顾虑地顺畅流转。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引下，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路径，从倚重互联网向接入国家文化专网“转轨”，顺应了数字化时代的大趋势。路径的变化必然引发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时候将数字化转型升级回归于、聚焦于生产，重塑文化机构的内容优势。

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文化机构几乎都在建平台，投入很大，维护成本很高，还要想各种办法去引流，利用率并不高。如果接入国家文化专网，文化机构就不用自己建平台了，类似于互联网平台的服务内容， 则由依托国家文化专网而搭建的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提供，文化机构的任务就是搭建数字化文化生产线，找到一条低成本转型升级之路。

接入国家文化专网，一条转型升级新路径，就呈现在各类宣传文化机构面前，无论是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行业的机构，还是广播电视、网络文化行业的机构，均可以基于国家文化专网，搭建具有行业特征的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在数字化文化生产线上，文化机构完成数据从采集、解构、关联到重构、呈现，形成两类产品：一是文化资源数据，类似于种子；二是文化数字内容，类似于小麦或者面包。如果有文化资源，就通过解构、关联形成文化资源数据，然后进入“数据超市”卖数据；如果没有数据，就在“数据超市”购买数据， 进行二次创作，生产出文化数字内容，再进入“数据超市” 交易。专业的工作由专业人员干，专业人员做擅长的工作，形成数字化时代分工新格局。

文化数字化说到底是为了解放文化人，让他们从不擅长、不熟悉、不精通的商务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做最擅长的事，恢复文化人做内容的功力。

（作者为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原副主任）

（来源：《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