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至15日，2023年全国中青年学者文旅经济研讨会成功举办。主会场以“文化强国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邀请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的嘉宾共同探讨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保继刚做主旨演讲，本文为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实录。
感谢范老师的邀请和介绍。文化有事业、有产业，但旅游一定是产业，是市场经济。旅游作为产业有研究标准，并且具有较大的研究意义。因此，今天我想就以下七个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现在，国家高层十分重视入境旅游，不仅作为经济层面考虑，而且在社会文化意义方面以及作为我们与西方民间外交的手段。但入境游面临的难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入境旅游的类别不同。到中国的游客主要是观光游客和商务游客。观光游客在中国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出于对东方大国的好奇来华旅游。尽管当时我们的服务设施落后，但我们真心欢迎他们的到来，所以就出现了阳朔西街、洋人街等现象。而今天，中国城市的旅游价格已经直逼东京、纽约等发达城市。此外，受社交媒体准入影响，以及移动支付对于外国人来说非常不方便。例如我们去到国外如无法使用微信，不仅不方便，而且还会与亲人失联。商务游客注重投资、外贸与国际交流，如果外资下降，那么商务游客势必随之下降。
二是双边开放问题。新的地缘政治会对跨境旅游产生影响。俄乌战争导致美国的航班不能经由俄罗斯上空飞到中国，而要从欧洲绕道。我国国际航班数量至今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同期水平。
三是成本问题与游客心理问题。如果头等舱、商务舱入座率低，那么经济舱的价格就会上涨，大众游客数量也会随之下降。此外，游客心理的问题也十分关键。美国主流媒体长期贬低中国，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远比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了解要少，所以美国民众就会对中国形象产生曲解。
我对出境旅游持乐观态度。在外汇不管制的前提条件下，出境旅游人数，特别是中年精英群体人数将不断攀升。中国的出境旅游浪潮共有三次，其中，第三次浪潮指的是1955年至1975年这二十年出生的人。中年精英一代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自从1995年公共住房私有化以来，中年精英群体通过家庭收入增长、拥有福利住房、投资型购房、并参与金融市场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中年精英群体也是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第一代人，他们在资助子女出国留学之后，依然有足够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收入为自己的出境活动提供支持。此外，中年精英群体在他们的黄金岁月(18–38岁)里见证了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他们对新的方法和流程持更开放的态度，也更重视“自我发展” 。
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在为海南做规划时，把海南的湿地沙滩都划作保护区。而海南政府则认为规划太过保守，并未实施。目前，海南东海岸的沙滩都在发展房地产。
这种投资计划还表现在“地产+主题公园”，包括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影城等国际主题公园。例如，上海迪士尼投资约350亿人民币，按照测算，本金难以收回，而美方却每年都能从中获利。因此上海政府想通过炒作周边地块，以溢价获得收益。北京的环球影城具有同样的问题。“地产+主题公园”是一个异化现象，会影响中国的主题公园建设。“地产+酒店”则是通过发展房地产，赚回基建投资。旅游是市场经济，不该由政府去投资竞争性领域的服务性设施。
阳朔的旅游企业占所有工商注册企业的44%，在7345个旅游企业里面，注册资金在3万块钱以下的有6278个，占比85.47%，可见大部分是小微企业。阳朔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广西5000元，位居桂林第二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广西4000元，位居桂林第五位；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为2.33，低于广西（2.69）和桂林（2.44）。可见阳朔富民，但并不富政府。
旅游发展能够带动GDP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但对财政影响有限。据我们研究团队测算，阳朔每增加1元旅游收入可带动GDP增长0.250元，但低于第三产业0.46-0.56的增加值率；每增加1元旅游收入可带动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增加0.176元，100元旅游收入中有34.5元能够转变成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旅游收入导致财政收入减少0.017元，财政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大于旅游对财政的贡献。
按现行的税收办法，旅游微小企业基本不需要纳税，像阳朔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富民不富政府，当土地财政支撑不了发展时，发展工业一定是必然选择。诚信纳税和不漏征税很重要，电子支付的普及为不漏征税提供了技术条件，同时要研究修改现行消费税的可能性，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征收销售税。只有保证税收，像桂林、西双版纳、张家界、黄山、敦煌这样的以旅游业为主的地方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重新认识旅游业的脆弱性。在对脆弱性和恢复能力的认知下，我们应该考虑不同的旅游企业，其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应从实践上回归最早提出的“旅游业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灵活模式，回到替代性发展、包容性发展的思路上，而不是一味追求投资额。
其次，“+旅游”而不是“旅游+”。从产业的发展来看，要调整旅游供给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以“+旅游”而不是“旅游+”的方式推进旅游供给体系的建设。我们的团队提出“阿者科”旅游减贫计划，政府出资300万占30%的股份，村民们的古村落、梯田占70%的股份。活态遗产的保护主体是政府，保护的责任人却是农民。我们通过旅游让农民分红，让农民承诺保护。到现在，我们进行了八次分红，共分了143万，这是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乡村振兴的过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旅游并不是一个减碳的产业，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广州平均设置有200到400多间客房的酒店，每年用电量约800到1000多万瓦。全国住宿业的设施总数为482,603家，客房总规模18,164,158间。其中客房数15间以上的酒店类住宿业设施344,313家，客房总数16,858,721间，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
节能不仅要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而且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例如，广东省首家碳中和酒店已安全、稳定、可靠、可持续运行了24个月，实际系统运行状况良好且运行能效稳定，持续处于超高能效5.5-6.0区间（改造之前3.0左右）。
第七，引入地理尺度统计游客量：挤掉泡沫，精准决策。
根据原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和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分别达44.40亿人次和50.10亿人次；而对各省级行政单位公布的进行收集相加，发现各地总计人数达到了111.29亿人次和130.75亿人次，均是原国家旅游局公布国内旅游人数的2.5倍左右。数据悬殊的原因在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
因此，我们要构建“省—市—县”的国内旅游数据层次体系。一是省际国内旅游人数。以省界为边界，统计该省级行政区以外其他省份的国内游客人数。例如广东省的国内旅游人数，指的是除广东省以外其他30个省级行政区的国内旅游人数。二是市际国内旅游人数。以市界为边界，包括该市级行政区以外的省内游客人数，以及省外游客人数。例如广州市的国内旅游人数，包括省内除广州市以外其他20个地级市的旅游人数和广东省外的国内旅游人数。三是县际国内旅游人数。以县界为边界，统计该县级行政区以外的市内游客人数；所属市以外的省内游客人数；省外游客人数。例如广州市海珠区的国内旅游人数，包括广州市内除海珠区以外其他10个区的旅游人数、广东省内除广州市以外其他20个地级市的旅游人数及广东省外的国内旅游人数。
同时，在大数据中要把过路游客去掉；一个人有两部手机、有两个卡、三个卡的要去掉；有智能终端、汽车自动收费卡要去掉；日常行动跨行政边界的去掉。把这些杂乱数据清理之后，再与银联系统打通，才能相对精确地估算旅游流动消费到底有多少。
以上七点问题分别又是一个个专题，需要我们冷静思考，慎重决策。
